刘忠朴：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 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权

发布时间：2021-10-19

　　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　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权

　　——学习贯彻经济特区建设“十条宝贵经验”系列理论文章之六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　刘忠朴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４０周年庆祝大会上，系统总结了深圳等经济特区４０年积累的十条宝贵经验，强调“必须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权”。这一重要论断是对深圳发展经验的深刻揭示，也是对深圳未来发展路径的重要指引。

　　一、把握好创新是第一动力的内涵，以创新赢得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是第一动力”的论述，是对创新理论的重大发展。深刻领会、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是第一动力的论述，对我们在实践中把握好第一动力，用好第一动力，以创新赢得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主动权意义重大。

　　第一，从创新理论的内涵去把握。在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中，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谁首先推动科技创新及其应用，谁就能在产业革命中赢得主动，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证明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是第一动力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创新的本质内涵，深化了对发展动能的源头和创新是核心动能的认知。

　　第二，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角度去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就是更加强调自主创新。纵观近现代发展史，世界强国无一不是科技强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环境，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更加强调自主创新，更加强调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更加强调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创新动力强则国家实力强，科技自立则国家屹立。自主创新科技自立是强国的标志，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底气所在，是掌握构建新格局主动权的关键之举。

　　第三，从高质量发展动能的转换上去把握。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在高质量发展的格局中，要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必须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创新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作用，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四，从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中去把握。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活跃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世界科技格局，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孕育新的变革。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以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能源技术加速发展将引发全球能源变革，空间和海洋技术正在拓展人类生存发展新疆域。总的来看，信息、生命、制造、能源、空间、海洋等的原创性突破，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提供了更多创新源泉；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二、以制度创新和重点实验室建设为切口，补齐深圳基础研究的短板

　　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为什么能取得显著成果？除了资金投入巨大外，有一些做法值得借鉴。一是国际匿名评审制度，高水平同行评议，从国际专家库抽取一流专家进行匿名评审，破解“学术圈子”问题；二是资助项目“少而精”不追求数量，单个项目资金充足，对出成果有利；三是项目资助“跟人走”，政府对有创新思想的个人给予滚动式支持，使科学家能静下心来做原创性研究；四是“三螺旋”模式，政府、大学、企业三方有机互动。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不但节约企业预研成本，也有利成果转化；五是在基础研究投入上，政府与企业“双轮驱动”。企业成为基础研究的“第二驱动力”。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创新的源头，是创新的原动力。如何在制度设计上保证基础研究的活力，在这方面深圳进行了积极且大胆的探索。

　　第一，在制度设计上形成基础研究持续稳定投入机制。基础研究具有不可预知性，出成果很难，原创性的成果更难。一位西方学者研究了美国、日本及欧盟４０年的基础研究投入产出情况，得出结论是，基础研究的成功率不足５％。深圳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其中明确市级科技研发投入的３０％用于基础研究。２０２０年深圳市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达４０多亿、占市级科技经费投入４０％左右，这个比例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是最高的。深圳针对基础研究“长周期”的特性，对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量身订做了稳定支持计划，让科学家甘坐冷板凳，专心搞原创研究。

　　第二，补短板、强基础，搭建高水平基础研究平台。这些年是深圳补基础研究短板力度最大的时期，先后组建了鹏城实验室、深圳湾实验室。在生命科学、半导体材料、量子科学、生物学、脑科学等前沿科技领域布局了十大基础研究机构。在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大学及部分企业中组建了１１个诺奖实验室。以前瞻性的思维和大手笔的动作，规划建设了“光明科学城”，并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启动布局了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这些科技前沿的布局，有的正处于投入和建设周期，有的正处在起步运行的初期阶段。对此，我们不但要继续给予大力支持，还要保持足够的耐心。

　　第三，构建了以民营科技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深圳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是一座以贸易、加工、“三来一补”为主的城市，在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创新转向的过程中，市场的选择、民营科技企业的选择发挥了关键作用，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化为目的、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研、资、介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确立了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形成了“６个９０％”的技术创新格局：９０％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９０％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９０％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９０％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９０％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９０％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

　　第四，建立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这是深圳的一个创举，它弥补了深圳过往以企业为主体技术创新体系中基础研究和高层次人才支撑的“两块短板”。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弥补了市场在配置科技资源中的失灵部分，突出了基础研究是创新源头的地位与价值，亦体现了在科技创新中政府的作用，使深圳的创新体系更加完整，更有后续能量和创新活力，促进深圳创新能级跃上更高台阶。

　　三、让市场引导创新资源配置，组建由创新型领军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主力军”，“要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推进重点项目协同和研发活动一体化，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

　　第一，深刻认识新时代创新联合体的战略定位。新时代创新联合体不是进行常规意义的技术开发，不是现行的产学研结合、成果转化，也不是承接一些重要的科研项目。它的目标指向只有一个——“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是组建创新联合体的初心所在，是创新联合体的使命和首要目标。另外，企业牵头组建的创新联合体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一种实现和落地形式，对新型举国体制的探索很有意义。

　　第二，由创新型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首先，创新是现代企业最本质特征。创新型企业更具有内在的持续的创新动力。其次，企业是创新的出题人。企业更懂市场，更懂竞争，更知道“卡脖子”的地方在哪里，更能感知产业技术创新的核心命脉所在。再次，企业牵头有利于发现和抓住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新机遇、新机会，提升科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只有创新型领军企业才具备一定的技术积累、研发人才和资金保障，具备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的条件与实力。

　　第三，更好发挥政府在组建创新联合体中的作用。创新联合体虽然是企业牵头组建，但是不可能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自发形成。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十分重要。政府是创新联合体的策划人、出资人、发起人和组织者。组织来自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专家进行论证和评估，在若干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做出选择，出台专门的扶持政策。

　　第四，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组织产业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政府组织企业、大学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此抢占市场先机，是这些国家的常用方法。实践证明，在攻克产业技术难关时，仅靠市场力量自发组织攻关往往是低效的，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例如，上世纪７０至８０年代，日本政府主导，通产省负责，以东芝、三菱、日立、富士通等企业为主体，以电气技术实验室及相关的电子、计算研究所为支撑，组织联合实验室，进行联合攻关，实现了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技术上的突破。再如，上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政府组织了１００多家企业、８２所大学、４８所科研机构参加，以公司＋联盟的组织形式，创造了巨大的技术成果。

　　四、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需要加快推进创新型政府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那么在工作中如何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政府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结合国外及深圳多年的创新实践提出如下思考：

　　第一，政府是创新战略的布局者。从深圳多年创新实践看，政府应该是在关键技术领域能下出“先手棋”的角色，也是时刻保持对世界科技前沿的敏感性、洞察力的角色。在关键阶段、关键时期，政府不但是科技战略的布局者，而且在一些面向未来又看不清楚的前沿领域，政府还要充当一个探索者。而在实施一些综合性强且又因素复杂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时，政府又是发起人和组织者。在创新战略的布局方面，发达国家的政府角色更为突出。２００７年谷歌的工程师提出“云计算”的概念，２００９年美国政府开始出台了“云优先政策”。德国政府２０１３年提出“工业４．０”。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任８年，分别于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５年发布了三个版本的《美国国家创新战略》。

　　第二，政府是创新体系的构建者。这些年，国家层面一直在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深圳作为一个城市也在打造“区域创新体系”，并逐步形成了以“官、产、学、研、资、介”相协同的创新生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府既要主动参与其中，又要跳出这个体系，用系统观念和整体性思维，找到这个体系的短板。例如，天使投资是深圳一块短板，２０１８年深圳政府出资１００亿组建了天使母基金，形成了天使子基金群，投早、投小、投科技，有效补上了这块短板。

　　第三，政府是创新政策的制定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我国科技政策最丰富、政策体系最完整时期。从深圳的实践看，科技政策的制定要做到“好看、好用、好吃”。好看，就是政府制定的政策要有创新和亮点，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好用，就是科技创新的政策既要符合实际需要，又可操作执行，能落地；好吃，就是科技政策能够落到各个创新主体身上，大学、科研机构、科技企业能享受到，真正解决问题。

　　第四，政府是创新环境的营造者。创新环境是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是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一座城市的法律环境、营商环境对科技创新至关重要。法律、政策、市场、人才、成本、空间、交通、物流等，都构成了创新环境的主要内容。在这诸多创新环境要素中，最为要害的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环境。在这方面深圳是一座典范城市，形成了“两个高地”。一个是知识产权的创造高地，一个是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第五，政府是创新文化的倡导者。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宽容、兼容、包容的移民文化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独有特质。深圳靠创新起家，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政府要积极倡导勇于冒险、追求成功、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城市文化，让创新文化融入市民的血液。更好弘扬企业家精神，使企业成为创新的真正发动者和组织者，成为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的源头。

　　第六，政府是创新规律的遵循者。在“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互动互补上，深圳是一座颇有心得的城市，４０多年的历程已使深圳成为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行家里手”。目前，深圳如何落实创新是第一动力？如何实现科技自力自强？主要的路径应该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融合。政府要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创新规律，要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让市场真正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